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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变迁】一九八九年的房子(征文小说)

日期:2022-4-30(原创文章,禁止转载)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地里的草锄过二遍,施过拔节肥的玉米们正在噌噌攀长——父亲要趁这一段时光来完成他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

某一个黄昏,父亲坐在我家的土院里,上下打量灰泥外墙已经风蚀斑驳的老屋,那是爷爷领着父亲用麦秸和泥巴一叉一叉垛起来的。爷爷已经走了,留下来的除了这五间老屋,还有泥墙上挂着的那杆老式土枪和它的战利品:爷爷经常把他打来的兔子皮整个剥下来,用稻糠或是碎麦秸填满它的空处,挂在屋檐下,等待收购皮草的小贩出现。有一回,母亲手头实在紧了,腌菜时等着去供销社称盐就把它卖了,父亲知道后追出十里地又从小贩手里赎了回来。我们家的老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改良后的泥瓦房,一米多高青石垒成的根脚,可以抵御洪水的浸虐;往上是泥墙,麦秸秆掺土和的泥巴,不能稀了,一叉一叉垛起来;到了上面架梁起脊,多亏了檩条和椽子的通力合作,脊前脊后用稻草编成的草衫打底,就等着泥水匠施展他们布瓦的本领了。

“滴水沟沿”安防妥当后,余兴未消的匠人又用瓦刀舀起半盆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两只展翅欲飞的小鸟。当年的场面历历在目:父亲从爷爷手里接过石头夯夯杆,一声“弟兄们抬起夯来”响彻耳旁……此时此刻,父亲陡升一股豪气,还没有向母亲公布他的决定就兀自激动起来。接着又托拴子给我捎信,命我火速回家。

当时我在新乡化工路一家中专学校的建筑工地打小工,每天和灰送料、传砖递瓦、架上架下,跟我打交道的除了黑皮灰斗、塑料水管、脚手架上的扣丝、手锤、皮锤、钢钎,还有方头锨圆头锨鹤嘴锄和用来保证墙体笔直的挂线——泥水匠用一个锥子吊起来就能测量上下墙面鼓不鼓肚,用两块砖头压住两头平拉起来就能保证所有砖们不会轻易出轨。我与工地上的每一件物什都是朋友,都能和平相处,不存在谁被谁征服的问题。我来新乡已经两年多了,并且一直在这个工地讨生活。当时缺乏机械设备,每座楼都是一砖一砖垒起来的。两年前我参加了中招考试,因为脑子的问题成绩非常糟糕,连乡高中都嫌弃我这样的笨蛋。我有一个女同学考上了县一中,一个叫秋来的男同学考上了新乡供销学校:就是我打工的这家中专。那一年,我比秋来提前两天报到这所学校,只是报到的地点不同罢了:一个是冬暖夏凉的教室,一个是风吹日晒的工地。但我并没有感到羞愧,虽然将来从事的职业不同——秋来说他毕业之后就是乡供销社主任,我可能要跟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但这并不影响我成为一个骄傲的农民和作为一个男人的基本权利:娶妻生子,成为我父亲之后的一家之主,等我胡子眉毛全部变白的时候,本家们的红白喜事上我可就是一言九鼎的老家长啦,到哪儿都有小辈人给我递烟搬凳子。

我和秋来是发小,光屁股式的发小,但是秋来却不允许我去供销学校的教室和寝室找他。我不敢违抗秋来的命令,从小学到初中秋来一直是大家簇拥的对象,在那个成绩至上的年代。我可怜巴巴地央求秋来:我要想你了咋办?我是在新乡供销学校的操场上央求秋来的,秋来穿了一身袖子和裤腿外侧镶有双白道的红色运动秋衣秋裤,把我羡慕得直想抽自己几个嘴巴:后悔自己是个笨蛋失去了穿着双白道运动秋衣秋裤在篮球场上展示三步上篮的好机会。长那么大我都没穿过,真是白活了。我实在受不了,领了工钱后就央求秋来带我去新乡火车站旁边的金利来小商品市场买下一身双白道运动秋衣。为了与他有区别,我选择了蓝色。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沾在身上的晴纶秋衣噼噼啪啪炸出许多火星,这些迷人的火星让我一时间兴奋不已,久久不能入睡。那天秋来说完星期天会来找我的就匆匆走开了,不远处他有几个同学在向这边走过来。我们俩人弄得跟特务接头似的。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寂寞得要命,就一个人偷偷跑出去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盒“彩蝶”牌香烟,生平第一包香烟。我当时十五岁,一脸稚气,但竟没有惹起那个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爱穿无袖毛衣的老头的怀疑。他除了找我零钱,还送了我一盒安阳火柴厂生产的“工农”牌火柴。他的老花镜总是耷拉在鼻尖上,他从老花镜镜框上边看人。剩下半包烟,我等待秋来一起分享。秋来果不食言,每到周末都会来找我,如果恰逢我领了工钱,他甚至比我还激动,兴致勃勃与我一起策划这笔钱的去向问题,并多次问我:“家里管不管,用不用全部上交?”我摇摇头,想起了中招考试后的那段日子:整天没心没肺地疯玩,并不懂得这就是乡下孩子人生轨迹的分水岭了,命运会在此分岔;也不知道父亲母亲在为自己暗暗操着一份心。直到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一只雏燕掉在我家正屋的方桌上,接着又一只掉下来,几片羽毛缓缓飘落。我放下饭碗,跳上方桌,把两只雏燕送回巢里。一会儿雏燕又掉了下来,再送回,却发现是它们的妈妈在往外推它们——我恍然大悟。再看手里的雏燕,它们嘴角之前的那一抹乳黄不见了。于是我主动提出跟着村里的建筑队进城打工,那些天一直给我脸色看的父亲终于露出了微笑。母亲拿出两个洗净的化肥袋,把被子和换洗衣裳一古脑儿塞进去,仿佛早有准备似的。临出门,我看见两只雏燕抖动着稚嫩的翅膀歪歪斜斜飞出去觅食了。

在工地上,我继承了父亲的秉性,和他一样专拣大的物什上:他说大物什出活。工头和大工师傅都很喜欢我,是这些物什帮助了我,给我挣得了一个好名声。传到村里,父亲母亲很自豪。父亲有点小得意,忍不住对母亲夸耀起来:“像我,这小子像我!没有累死的马,只有饿死的驴,力气生来是用不完的!”只是在家里说说而已,一出门父亲就变了,一点骄傲都没有。父亲一生谨小慎微,懦弱已久,宁肯吃亏也不与人红脸。父亲的人生里很少使用枪棒。第一个春节回家,我把包在塑料包里的厚厚一沓钞票交给父亲,父亲没接,咧嘴笑了,说:“这是你自己挣的钱,你自己看着花吧。”俩人仿佛商量好了,母亲在一旁也一样的口气:“家里没有指望你交钱,你能顾住自己,我们当大人的就心安了。”父亲母亲越是对我放心,我却越是舍不得大手大脚,尽管秋来一直在帮助我策划,我还是攒下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在新乡供销学校的日子里,一到星期天秋来就带我去人民公园、金利来和平原商场闲逛,去南桥的地摊上吃一块二一碗的羊肉烩面,凉皮好像也是这个价。有时还会冲店家要一盘猪脸肉、几瓶新乡产的“航空”啤酒,我俩隔着桌子伸长胳膊举着腾涌的啤酒干杯……结束后秋来每回都把手伸进口袋里冲店家喊:多少钱?算账!店家报了数目,秋来伸进口袋里的手却迟迟不肯出来,好像口袋里放了强力胶似的。我照例把饭钱付过,秋来的手也捏着几张皱巴巴的碎票子出来了。返校的路上,我俩又找到了在村里时的那种亲密,相互搂抱着肩膀,甚至还会带着几分醉意吼几嗓子: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有一回秋来极其神秘地告诉我,他们班里男生之间正在流传一个手抄本,是个台湾女子写的,传到他手里的时候他一定让我先看。秋来啪啪拍打自己瘦干瘦干的胸脯,他看出我挺在意那个手抄本。我跟着秋来学会了游泳滑冰,给自己购买了羊毛衫、皮鞋、西装、领带和紫罗兰香粉。我肤色较重又日日在工地遭受太阳的惠顾,改变自己的肤色一直是我的梦想之一。秋来给我出主意说他们班不少男生女生在使用紫罗兰香粉增白,劝我不妨一试。

忽然有一天,开着五菱拖拉机来工地送大沙的栓子——也是我光屁股式的一个发小,捎信让我立马回家。我跟工头请过假准备坐栓子的拖拉机回家,栓子见我一个人就问我:“行李呢?”我说到家说完事就回来了拉什么行李?栓子说你爹让你把行李也拉回去。我如坠雾里,只好用那两个化肥袋把被子衣裳装进去然后大包小包一齐扔进栓子的驾驶室。情急之下我违反了我们的约定,急匆匆跑到新乡供销学校教学楼三楼八七级棉检班喊出秋来与他道别。秋来一脸茫然,他正在为第二年的毕业分配发愁,他已经弄清了自己的棉检专业从学校出来后是去棉站收棉花的,跟乡供销社主任并不沾边。他想留在新乡,觉得这样比分配到乡棉站更有前途。秋来没有责怪我的鲁莽,他甚至拥抱了我一下,狠狠地拥抱了我一下,就在他们班门口。那一刻我觉得秋来非常棒。

那时候村里的电灯已经架通,可是鬼知道一年里它能亮几天。县里在压负荷,乡里也在压负荷,过年过节的时候村里的电工青山不得不启用那台烧柴油的老式机组来保证路灯和戏台的照明。因此我们经常点煤油灯,早自习晚自习,一个个鼻孔都被熏得黑乎乎的。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坐在土院里合计着盖房子的细节问题,父亲母亲说得多,我用双手托住下巴静静地听着,就像在学校上课一样。父亲脱掉方口布鞋赤足蹲在柳圈椅上,一窝接一窝地往他的铜嘴竹杆烟袋里面装烟丝。父亲有一只齿轮打火机,我没少去供销社给他跑腿买火石,偶尔会奖励我两颗洋糖钱,就两颗。汽油是城里老表给的,装在一只输液瓶里放在窗台上。爷爷也有一只烟袋,是枣木做的,比父亲的威风,杆上还系着一个装烟丝的荷包。爷爷和父亲抽的都是一个牌子的烟丝,产地来自新乡北站。夏天晚上的时候,爷爷的脖子上就会有一根蒿绳缠绕,蒿绳的一头已经被点燃,隔一会儿,爷爷就会用嘴噗噗吹几下,弄得火星子四溅:一张脸沟壑纵横仿佛木刻画一样。爷爷走后我收藏了他的枣木烟袋。每当受了委曲或是在学校使足了劲却没能考出好成绩,心里十分憋屈的时候,我就会捏着爷爷的烟袋一个人哭着去爷爷的坟前述说我的伤心……那里夏天长满了蒿草和苘麻,冬天的时候枯草凄凄,会有几只麻雀蹲在那里发呆。

我和母亲一人搬了一只板凳坐在父亲面前,隔着一张小桌子以仰视的姿势望着父亲——我们的一家之主。尽管父亲在有的时候很怯弱,但我们还是非常尊重他信赖他。用墨水瓶改制的煤油灯在我们面前燃烧着,似乎与生俱来就有永不熄灭的生命力。飞虫围着煤油灯嗡嗡叫着,灯焰忽大忽小,随时就要熄灭似的。风来时,灯焰歪向一边,变得越来越小,光在颤动,暗淡下来,几乎就要熄灭了。可是风稍一减弱,或者母亲用手罩住它,就又重新闪耀起来,卑微,但不屈不挠,一如我的父亲。母亲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妇女,皮肤不白但是很干净,比父亲个头高也比父亲看起来年轻。她手里拿了一只扫床刷子,身上身下不停地扫,其实她的衣裳上丁点灰土也没有。有一会儿,母亲放下扫床刷子,手却闲不住,取下头后的发夹,用嘴咬住,叉开五指把头发梳拢一番。母亲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但她的头发依然乌黑发亮,浓密蓬松,似乎在反抗把它们圧在头上的发夹里。母亲不止一次非常不好意思地跟我和姐姐说起过,她当初嫁过来时是这道街上头发最好看的新媳妇!每次姐姐都会叹气,不无遗憾地重复那句话:可惜我们的头发都不随你。我们随父亲。父亲已经开始秃顶了,一到冬天就与他的老式帽子形影不离:里面一圈衬皮被汗水浸黑了,帽顶上有被他手捏下去的两个大坑。父亲在柳圈椅上啪啪磕烟袋,一窝接一窝装烟丝,每次拨动打火轮,招来火焰,他的两腮就会深陷下去,这一刻我突然发现父亲跟爷爷像极了。接着青烟会从他的鼻孔和嘴里一起冒出来,像天上飞过三驾喷气式飞机一样壮观。父亲过足了瘾,开始一本正经跟我说翻盖房子的事,问我:“咱是盖明三暗五的现浇房哩还是砖瓦房?”

我一时语塞,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的脸刷一下红了,就像在学校老师公布其中考试成绩我哪门课没及格一样。这时父亲装好了烟丝,突然隔着桌子举到我面前:来一袋?父亲带起的风险些把煤油灯扑灭,母亲赶紧伸出双手罩住灯焰。她挪挪煤油灯,让柔和的光线映在我脸上,而她自己却留在阴影里。

我没有想到,一点也没有想到,父亲会给我让烟,一时弄得很慌乱。我抽烟的事一直瞒着父亲母亲,在他们面前从没有叼过烟卷,不想今天……我伸出双手接过父亲的烟袋,像一个士兵从他的将军手里接过战刀一样。父亲把烟袋递给我的那一刻,已经开始把我当个大人看待了。那一瞬间,我感到肩膀沉甸甸的,生平头一回觉得自己责任重大。毛烟比卷烟劲大,只一口我就被呛得咳嗽起来,两眼咳出了泪。父亲拿回他的烟袋,嗬嗬笑着。

这时候,母亲替我回答父亲的提问:“各有各的好处,又各有各的不好处。”母亲把煤油灯拨亮,一张脸红彤彤的,“现浇房房顶低,干净,还能晒粮食,就是热天太热,水泥板一点都不挡热;瓦房冬暖夏凉,不过将来想起二棚可就没有指望了,时间一长还掉灰土……”母亲还要说下去,被父亲挥手打断了:“让小中自己拿主意,房子就是给小中盖的——”父亲转向我,眼睛晶亮晶亮的,“盖好房,就该给你说媳妇了,你都虚岁十八了。”但我实在拿不出主意,就像在学校对付一道有难度的几何题一样,尽管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却还是一无所获。如果爷爷在世,他一定会帮助我的,他不忍心他的孙子受此煎熬。最后还真是爷爷帮助了我,父亲突然想起来了,爷爷在弥留之际摸着我的头交待过父亲:小中脑子笨不是上学的料,再作难也要给小中盖上五间红砖蓝瓦房,说一房媳妇……我记得爷爷原来又宽又厚的手掌变得又干又瘦,老树斑驳,年深日久的皲裂。爷爷得的是食道癌,我们当地称作“吃不下病”。多年后父亲和母亲也是被食道癌带走了,我知道是一缸一缸的腌菜和滚烫滚烫的玉米稀饭出卖了他们的胃和食管。生产队的时候一敲钟,盖房的时候送料车一来,父亲母亲就会扑噜噜几口把滚烫的玉米稀饭吃完,抓起锄头铁锨就走。他们喝粥的速度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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